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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枫桥经验对构建新时代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防控体系的启示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9666????更新时间:201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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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枫桥经验对新时代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

社会风险防控体系构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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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提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近年来,因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导致的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正是这一矛盾的集中反映。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出现,既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损害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也带来巨大的社会治理风险。本文以近年来发生的20起群体性事件为视角,通过采用模糊数学方法和统计分析方法建立数学模型,对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以新枫桥经验为鉴对探寻新时代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防控体系构建的方法。进而通过运用新枫桥经验,妥善化解各类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诱发的矛盾纠纷,依法构建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防控体系,有效预防和避免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实现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全文共8633字(不含注释)

关键词:新枫桥经验 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 社会风险防控体系?

以下正文:

?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1]。所谓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是指因环境污染、环境破坏、环境事故等问题引发的,以部分民众非法集会或群体上访、阻塞公路通行、围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对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及公共管理秩序带来严重挑战,且通带有严重社会危害的群体行为[2]

环境问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3]。面对近年来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易发、多发的紧迫态势,我们需要对近年来发生的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进行认真反思和仔细的梳理,以新枫桥经验为鉴探寻法治视域下重大环境群体性问题的解决之道。运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存在的问题,透过每一起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种种表象,还原问题的本来面目,探索构建符合实际的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防控体系。通过社会风险防控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化解环境纠纷,避免新的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产生,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一、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数学模型

改革开发40年件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升。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普遍存在,环境事件时有发生。部分地区因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不当,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带来诸多社会问题。本文以近年来20件典型的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为样本,通过数学建模方法找出问题症结。

?1 重大环境群体性样本数据表

主要事件

发生时间

污染企业

纠纷期限

参与人数

抗议方式

广西某砒霜厂事件

20039

广西某砒霜厂

1997-2003

数百人

信访,与警方冲突

浙江某化工厂事件

2005.3

工业园区化工厂

2001-2005

数万人

信访,与执法人员、警方冲突

浙江某药厂污染事件

2005.7

浙江某药厂

1990-2005

数万人

信访,与厂家、警方冲突

广西岑溪事件

2007.1

广西岑溪某公司

2006-2007

数百人

信访,与厂家、警方冲突

长沙某化工厂事件

2009.5

长沙某化工厂

2004-2009

数千人

信访,与厂家、警方冲突

陕西某能源项目事件

2009.8

陕西某能源项目

2006-2009

数百人

信访,与厂家、警方冲突

福建某地污水厂事件

2009.8

福建某地污水厂

2008-2009

数百人

信访,与厂家、警方冲突

广西某铝厂污染事件

2010.7

广西某铝厂

2007-2010

数千人

信访,与厂方、警方冲突

浙江某电池公司事件???? ???

2011.3

浙江某电池公司

2003-2Ol1

数百人

信访 ,与厂家冲突。

浙江某能源公司事件

2011.8

浙江某能源公司

2006-2011

数百人

信访 ,与厂家冲突。

大连PX化工项目事件

2011.8

大连PX化工项目

2010-2011

数万人

集会、游行

福建某化工项目事件

2011.12

丰盛集团公司

2009-2011

数万人

反映问题未果,政府楼前示威、游行

天津PX项目事件

2012.4

天津某石化公司

2005-2012

数千人

反映问题未果,以散步方式抗议

四川什邡事件

2012.7

四川宏达钼铜公司

2011-2012

数千人

聚集市委、市政府前示威、抗议

江苏启东事件

2012.7

启东某纸业公司

2011-2012

数万人

反映问题未果,市政府门前示威

上海某电池厂事件

2013.5

上海某电池厂

2012-2013

数万人

万人签名反对,区政府门前抗议

昆明PX项目事件

2013.5

中石油某分公司

2012-2013

数千人

多次协商未果,聚集示威

河源火电厂事件

2015.4

广东省河源电厂

2014-2015

数千人

反映问题未果,以散步形式抗议

漳州PX项目事件

2015.4

漳州某石化公司

2014-2015

数千人

反映问题未果,以散步形式抗议

威远4.10事件

2015.5

威远县瓷业公司

2012-2013

数千人

多次信访,后与厂方、警方冲突

?????

????????

??????????? 图一?? 纠纷年限分析图??????????????????????????? 图二? 参与人数分析图1数百人,2数千人,3数万人

(一)建立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对于本文中存在一些具有模糊概念的评价对象,在进行评价时很难给出确切的表达,不妨采用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建立数学模型[4]

1、模型建立

评价指标目标集合

??????? U={参与人数,纠纷年限}

??? ??评语集合

?????? ??V={特别重大风险,重大风险,一般风险}

2、评价过程

对风险等级进行预设:假设30%的为“特别重大风险”、45%的为“重大风险”、25%为“一般风险”,得到的风险因素的评判结果R0.30.450.25

对于风险进行评价:假设对于评价结果而言,对于风险的评价结果为0.20.50.3

3、确定权系数向量

经过分析后我们发现,模糊评价主要因素是事件的参与人数和纠纷年限,可设两个指标的权系数向量为U=0.30.7,于是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综合评判结果为:

MATLAB软件计算过程如下

>>U=[0.3 0.7]

>>U=

?? ??0.3000? ??0.7000

?>> R=[0.3 0.45 0.25 ;

0.2 0.5 0.3]

R =

? ??0.3000? ??0.4500? ??0.2500

? ??0.2000? ??0.5000? ??0.3000

>> U*R=

U*R

ans =

?? ??0.2300? ??0.4850? ??0.2850

>>0.2300 +???0.4850??+??0.2850

?ans =

??? ??1

MATLAB软件求得V=0.23000.48500.2850

归一化处理

0.2300+ 0.4850 +0.2850=1,再用1除各项,得0.23000.48500.2850,即为最终评判结果。?

图三 ?各类风险所占比例表采用WPS软件绘制

4、关于数据统计分析及数据处理的问题的简单讨论

由于重大环境群体性样本数据表共载有20件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如此多的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对于我们统计单独每次事件的情况,并通过所统计的数据进一步计算相关数据的过程难免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也会从产生各种误差。

误差可以减小,但是不能够避免,而错误却能够通过反复的检查、验证、推算等方式尽量的避免。为减少错误,使数据计算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得到保障呢,对此我们对于数据进行认真细致的“二次检查”[5]。通过偶然发现的一些数据异常情况来分析比较其他数据的正确性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表二? 数据检查样表

数据

代号

第一次检查后发现

的错误率

第二次检查后发现的错误率

第三次检查后发现的错误率

1

1.64%

1.03%

0.60%

2

2.03%

1.56%

0.84%

3

1.86%

0.86%

0.25%

4

1.90%

0.74%

0.00%

5

1.32%

0.73%

0.32%

通过分析后发现在第一次数据分析后,我们发现数据的错误率大都降到了2%以下,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可以供我们进行判断并使用。对于重要数据经过二次检查后,我们发现数据的错误率进一步减小,达到了我们对于数据使用的基本要求即数据采集方法基本合理、数据采集数量基本够用、数据使用情况基本满意。

5、模型的优缺点分析

1)模型的优点

①进行了大量的统计分析,并针对统计分析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了简单而又合理的讨论;

②在采用层次分析法评判模型的同时大胆运用了模糊综合评价模型验证。

2)模型的缺点

①在分析问题过程中大量采用了主观性较强的数学方法,造成模型的准确性不高、适用性不强;

②仅针对现有样本进行了数据分析,没有综合考虑近几年来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总体状况和未来几年可能的发展趋势。

(二)数学模型解构与分析

通过建立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我们通过模型分析和数据观察[6]发现以下问题:

1、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爆发周期显着缩短

通过数学模型解构和分析,近年来重大环境群体事件从初露端倪到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基本上都在两年以内,某些特殊事件如PX项目因邻避效应等原因甚至更短[7]。对我们的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防控体系构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带来了更高难度的挑战。

2、环境信访问题向环境群体性事件转化

通过模型解构和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涉环境信访反映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合理答复和妥善处置,向环境群体性事件转化的几率较大。在当前出现的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有85%的案件是由于环境信访事项处置失当所致[8]。环境污染极易与环境公平等其他环境诉求关联在一起,成为诱发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新的导火线。

3、暴力对峙事件比例下降,群众维权行动趋于理性

通过对重大环境群体性样本数据表中“抗议方式”进行统计分析,近年来,因互联网时代资讯发展和通讯便利,环境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普遍增加。但随着公民宪法和法律意识的增强,与警方与警方发生直接冲突事件所占比例有所降低,参与群众普遍采取游行、集会、示威等方式表达诉求或者采用“散步”等方式变相表达环境诉求。暴力对峙事件数量总体减少,维权行动更加趋于理性[9]

4、事件主体悄然变化,大中型企业占比提升

通过对重大环境群体性样本数据表中“污染企业”进行统计分析,数据显示在近年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中,事件主体由过去的地方中小企业逐步演化为以中国石油与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大中型能源、资源型企业。通过分析有关文献资料,我们发现在诸如PX项目等特殊项目领域常常因邻避效应[10]等原因陷入被动,导致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5、重特大风险占比高,风险防控体系亟待构建

通过建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并进行评判数据“多次检查”我们清楚的看到,在参与模糊数学评判的20件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有23%的事件具有特别重大风险,49%的事件具有重大风险,即72%以上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具有重大及以上风险等级,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防控体系亟待构建。

二、以新枫桥经验为鉴,构建新时代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防控体系

诱发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因素可划分为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分析表1可知,直接原因主要在于不重视项目工程环境评价及选址;工程项目在行政审批及建设、运行过程中存在法律性问题;企业违法排污造成环境污染;忽视企业职工正当环境权益;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未得到合理解决,被少数人借机利用。而深层次原因则更加复杂,既突出的反映出当前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的众多负面问题,也深刻的揭露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进步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当前,我国已经步入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导致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促使我们探索以理性的方式进一步推进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积极防范因重大环境群体事件导致伴生的社会风险。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功经验雄辩的证明,新枫桥经验是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防控体系构建最好的保障[11]19631122日,毛泽东同志对“枫桥经验”作了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让“枫桥经验”成为了全国的一面旗帜。毛泽东思想诞生了“枫桥经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孕育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即“新枫桥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的重要批示精神,不断探寻新时代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规律,不断创新发展“新枫桥经验”,实现了政府应对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从人治向法治、由管理向治理、由事后应急处置向事前积极预防的重大转变,做到了应对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遇事有章法”,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科学发展、平衡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2]

然而,现有群体性事件预防、处置体系尚不完善,环包括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在内,目前我国的群体性事件依据当事方诉求及表达方式的性质可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合理诉求用合法方式表达;二是合理诉求用非法方式表达;三是无理诉求用非法方式表达;四是无理诉求用合法方式表达。而这四种类型在具体的环境群体事件中都与现有的环境法制体系尚不完善密切相关[13]。因此,需要我们积极吸收借鉴新时代新枫桥经验,依法构建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防控体系,始终坚持中国社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断完善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防控的制度的大厦,抵制各类环境群体性风险的侵蚀。

(一)推进地方立法,构建法治风险防控体系

古语有云“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在构建法治风险防控体系过程中,抓好地方风险防控立法工作,是新时代新枫桥经验给我们首要启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因受到“立法宜粗不宜细”[14]的立法思想影响,在涉及环境社会风险立法工作中,普遍存在“针对性差、操作性若、部门立法”等突出问题,客观上制约了法的实施。2014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体制等问题进行了强调[15]。法学是一种实践的智慧科学[16]。程序的完备程度可视为衡量配套立法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

有立法权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根据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特点,制定、修改、完善、废止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既可以避免有关部门以“法无授权”为由不作为来推卸责任,也可以避免少数部门曲解法律“乱作为”带来的社会危害及不良社会影响。在环境资源领域赋予地方立法权,有利于各个地方在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同时针对本地区条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制定地方性法规、采取相关措施[17]。以HN市为例,该市近年来先后出台的《生态文明城市条例》《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内河水质保护条例》《森林资源保护条例》《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矿产资源管理条例》《饮用水源地水质保护条例》《湿地保护条例》等地方法规,既体现了地方环境立法智慧、也实现了立法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有机统一,有效完善法治风险防控体系[18]

通过数学建模分析,我们清楚的看到,当前以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互联网迅猛的发展,伴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降低了人们提出环境诉求的机会成本。当各方诉求通过网络传播,逐渐在微社群积聚并形成微社群的关系网络。通过网络,各种诉求相互交织、各类人员彼此结合,迅速聚拢了人们走向集群的社会资本[19]。一些环境污染问题一旦处置失当,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在较短时间内就可能酝酿为一次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面对互联网时代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处置过程中暴露出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应当坚持新枫桥经验不动摇,实事求是、不断完善新时代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防控体系,有效化解社会风险,避免矛盾冲突升级[20]

(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严格落实普法责任制

新枫桥经验如何“坚持好、发展好”,根本在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扑下身子到群众身边去普法,传播新时代法治正能量。20175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就进一步落实国家机关普法责任提出明确要求[21]。国家机关须充分利用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制定过程、围绕热点难点问题向社会开展普法,并建立法官、检察官等以案释法制度。

司法机关在处理涉环境案件等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过程中,要加强各方对当事人、诉讼参与人、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以及相关重点人群的政策宣讲和法律解释。对网络热点问题和事件,要及时组织司法人员和有关专家学者进行权威解读,组织普法讲师团和志愿者开展常态化宣传讲解。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起草过程中,对社会关注高、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救济方式等内容向社会公布,方便公众理解掌握。国家机关也要把带头普法纳入其工作总体布局,并与其他工作做到“三同时”即:同时部署、同时检查、同时落实,加强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治培训,把宪法和法律作为重要内容,加强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考试考核,完善评估机制。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推进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经常化[22]。积极履行普法责任,推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大普法”格局[23]

(三)严格依法办事,提升人民群众公平正义获得感

新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够实现“矛盾不上交”,根本在于各级党政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严格依法办事,各级司法机关依法审判“努力让每一位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2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出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总目标,实行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公正司法在推进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运用司法手段达到动态平衡,让环个人环境利益和集体利益、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环境利益得到最佳的平等保护。在当前环境司法审判实践中,最佳的方式是发挥司法调节的权益平衡作用,让各方利益诉求建立类似于化学平衡模式的动态平衡[25]。当前,各地法院探索设立的环境资源审判庭或组建环境资源案件专业审判团队,有效保障公民有“获得人民法庭公正审判、公平裁决的机会”,既可保证地方政府依法执政,又能切实保护百姓利益,减少“环境上访钉子户”,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例如,SW县人民法院2017531日设立的“三合一”环境资源审判庭,主要负责审理涉资源环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及环境公益诉讼案件[26],进一步优化了环境司法保护职能。

(四)遵循客观规律,文明、理性执法

新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够做到“平安不出事”,关键在于遵循新时代矛盾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文明、理性执法。互联网时代,新新媒体借助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微信社群在传播、报道重大环境污染事件过程中,常因一己私利或为吸引眼球进行片面甚至虚假的的报道,加之部分境外媒体和敌对势力借环境群体性事件作乱使坏,一些违背新闻伦理、社会公德的不实报道在群体性事件酝酿、发展、蔓延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27]。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与参与者不局限于底层的弱势群体,还包括一些受教育水平较高、经济条件较好的群体;利益诉求不局限于经济利益的诉求,还包括身心健康、环境权等不完全与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诉求[28]。虽然微社群的关系网络一定程度上动员了人们的走上街头表达环境诉求,但这并不能说明割裂微社群的关系和分离节点信息可以阻止集群行为[29]。根据微传播理论内在机理,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及时抵达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第一现场,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现场进行正确处置,与当事各方进行及时的沟通和正确的引导,在文明、理性执法的同时严格遵循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防控规律,进而实现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可防、可控[30],真正实现“平安不出事”的目标。

三、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时代新枫桥经验内涵

法律和现实具有不同步性,在环境社会风险日趋复杂的当下,甚至可能出现严重的滞后。在处理重大环境群体事件过程中,我们也应认真思考如何丰富和发展新时代新枫桥经验的内涵。

枫桥经验自19631122日诞生以来,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旧有的诸如“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只顾掩盖矛盾、不管底层实际”、“盲目发动群众、不讲实事求是”的错误做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被逐渐摈弃,取而代之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探索与实践相结合,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枫桥经验。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的同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在悄然变化。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一些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看似偶发,实则必然。一些普通环境污染事故和环境事件如果抓早、抓小,本不应该酿成大的大祸。新枫桥经验中“矛盾不上交”就是要运用法治的方法及时发现问题、实事求是解决问题,进而实现社会风险的可防、可控和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的依法、有效化解。

“平安不出事”已非过去一些人所认识的“社会治安好、公安案子少”,而是一种“百姓和顺、乡村和美、社会和谐”的新时代美好生活愿景。通过对20件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研究,笔者深刻的认识到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近年出现的叙利亚危机及中东乱局我们可以看到,没有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既不可能集中精力抓发展促改革,也不可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所言,“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1]。以新枫桥经验为鉴,构建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防控体系,营造“天更蓝、水更清、城更绿、景更美”的美好景象正是新时代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奋斗目标。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32]。“服务不缺位”亦不是简单的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更要求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设身处地“为人民群众着想”。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处置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我们在构建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防控体系过程中所做的工作、决策必须识民情、接地气,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只有真真正正“为人民群众着想”,我们的工作才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遇事有章法”要求我们在处置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过程中,严格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只有严格依法依规处置重大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才能实现照顾眼前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的实际的情况,避免对将来处置类似事件带来坏的影响。同时,新枫桥经验告诉我们,重大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处置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在构建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防控体现的过程中,不应忘记容错纠错机制的构建。“司法之要,首在于人” [33]在处置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对于坚持依法办事的基本原则的同志,客观上由于不可抗力、难以预见等因素,未达到预期效果、造成不良影响和损失的行为或失误,在纠错的过程中同时适用容错纠错机制,积极肯定、充分发挥广大基层一线干部群众参与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诱发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主观能动性[34]

?

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新枫桥经验为我们基层妥善、有效化解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指明了方向。借鉴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法构建和完善重大环境群体事件社会风险防控体系,有效降低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社会治理风险,“郡县治,天下安”[35]的美好愿景就一定能实现。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2] 张萍,杨祖婵,近十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简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月。

[3]邓永胜,《环境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人民日报,2013522日,第1版。

[4]陈东彦、李冬梅、王树忠,《数学建模》,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2月第一版。

[5]张从军、刘亦农、肖丽华、周惠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2月第一版。

[6]吴智华、张滨燕、沙秋夫,《运筹学模型》,沈阳市,东北大学出版社。

[7]朱力、龙永红:中国环境正义问题的凸显与调控,《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8]朱永华:“奇葩指标”背后的畸形思维[J].《群众》,2014年第1期。

[9]沈一兵:从环境风险到社会危机的演化机理及其治理对策——以我国十起典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为例,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10]华启和:邻避冲突的环境正义考量,【J】中州学刊,2014年第10期。

[11]余茜:政府回应性视域中环境群体性事件成因及对策,【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12] 王比学,《习近平就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做出重要指示强调: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人民日报,20131012日第1版。

[13]李修棋,权利而斗争: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视角解读,【J】江西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11期。

[14]万其刚,对立法“立法宜粗不宜细”的思考,[J]法学杂志,1997年第6期。

[15]人民日报社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201410月第一版。

[16]郑水流,《法是一种实践的智慧》,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

[17]曾睿、徐本鑫,环境风险交流的法律回应与制度建构,[J]江汉学术,2015年第10期。

[18]张定乾,绿色发展的思路与法治保障,[J]经济与法,2016年第30期。

[19]李春雷、凌国卿: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微社群的动员机制研究,现代传播,2015年第6期。

[20]程雨燕: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其法律对策,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74月。

[2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普法、谁执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2017517日发布。

[22]靳昊、梁捷,《构建普法“大合唱”格局——司法部不足、全国普法办主任张军解读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光明日报2017525日第1版。

[23] 王政淇、赵纲,《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人民日报,2017518日第6版。

[24]顾金喜,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源头治理——基于“两山"论在浙江的实践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25]姚莉,司法公正要素分析[J].法学研究,2003年第5期。

[26]中共威远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同意威远县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挂牌的通知》,2017531日发布。

[27]全燕,风险聚光灯下客观报道的反思与“参与式方法”的再造,[J].学术研究,2016年第12期。

[28]缪金祥,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预警机制研究,[J].新闻传播科学, 2014年第2期。

[29]郑旭涛,预防式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J]东南学术, 2014年第3期。

[30]缪金祥,美丽中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研究,[J]生态经济, 2014年第2期。

[31]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70页。

[32] 语出《尚书·泰誓》,清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十六回亦有引用。

[33]徐静树,《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职业技能教程:序二》,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34]中共威远县委办公室、威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威远县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干部改革创新干事创业办法试行》,201761日发布。

[35] “郡县治,天下安”原文出自司马迁《史记》,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曾引用此语。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二局主编,《郡县治天下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风采》,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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